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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知识型出监组织,将警察矫治工作延伸到司法所

日期:2014-05-28 来源:洛阳市西工区政协 点击:4467
建立知识型出监组织,
将警察矫治工作延伸到司法所
----对即将出狱人员管理的几点思考

最近,中央政法委给监狱工作提出了一个“首要标准”工作目标。这也给监狱现代的管理模式与工作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管理思维与模式必须以实现目标为标准重新排列组合。纵观监狱现状,实现“首要标准”惟有知识型警察方能完成。

一.用知识型警察充实出监队,建立警察激励机制

1、选派优秀的知识型警察到出监队。

从整体上看罪犯服刑过程,出监教育阶段是罪犯思想问题大暴露阶段,也是矫治工作最复杂的阶段。出监队罪犯是经过长期的矫治工作,已经改造好或基本上改造好的罪犯群体,应该是最宽松最好管的分监区。现实情况相反,由于出监队罪犯是由各监区余刑在3个月或几天不等的罪犯,以及一些监区为了甩“袍袱”将一些不听话的罪犯推出来所组成,这些将出狱的罪犯认为以后没有减刑的机会了,只要不重新犯罪,监狱奈何不了自己,可以“直直腰,伸伸腿”了,所以普遍不服从管教,甚至为所欲为。以我监区出监队为例,30名犯人中就有25人写出因“病”拒绝劳动的申请。此外,还有一些人报复社会的思想长期存在,在出监队阶段写信或直接控告公检法及管教干警的情况频繁发生,甚至扬言出狱后将会实施报复他人,而干警的刹手锏——“不听话就不给你减刑”不灵了。

由于将减刑做为制约引导罪犯积极改造的单一手段的缘故,罪犯到了出监教育队,没有了减刑可能,监狱对罪犯违规违纪进行奖罚分已不在乎,犯人已不需要“以分减刑”了,干警似乎对罪犯束手无策。所以当前出监队是整个教育改造工作的“软肋”。

解剖出监教育工作,出监队工作的确还不够规范不科学,还有大量的教育改造工作没有列入到出监教育队工作程序。比如入监教育教材早已有之,而出监教育队还没有统一的教材,与社会联系、安置等工作形同虚设,干警配备严重不足。即使出监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滞后于教育改造工作的其它领域。这就形成矛盾:一方面出监教育是监狱整个教育改造工作中的“硬骨头”,另一方面又是我们投入“资源”最少的工作。

既然出监队是教育改造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在实现“首要标准”过程中,出监教育队环节起着很大的作用。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要一点是选派优秀的知识型警察到出监队。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避开知识型警察这个话题了,因为知识型警察最大的特质——他们是具有创造性矫治罪犯的一群人。

2、做好知识型警察的管理

伴随着“首要标准”的提出,从理论到实践就面临着创新、探索,这样就不能不把知识型警察摆在重要位置。知识型警察通常拥有一定知识和才能、勤于思考和研究、善于攻关,他们中三句话就能让罪犯落泪的干警大有人在。这些知识型警察平时在工作中似乎不那么“言听计从”,但在实际上他们对工作的推动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尤其在工作创新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调他们去出监教育队工作,还在于知识型警察有以下6个特点:一是知识型警察拥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二是创新是知识型警察最重要的特征,他们具有不断创新知识的能力。知识型警察从事的不是简单重复性工作,而是在易变和不完全确定的系统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资质和灵感,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3.成就性。与一般警察相比,知识型警察更在意实现自身价值,并强烈期望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尽力追求完美。这种警察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4.复杂性。知识型警察的工作主要是思维性活动,依靠大脑而不是体力,管教过程以无形的劳动为主,而且可能发生在每时每刻和任何场所。

仅仅将知识型警察调入出监队,远远不够,还要对知识型警察正确的激励,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激励活动是由谁激励、激励谁和怎样激励这三个主要要素构成。对知识型警察的激励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激励必须考虑人的需求。2,激励必须制度化、规则化,且具有相对稳定性。3,激励具有全员性,即必须针对全体警察,这样才能起示范作用。4,激励应当公开、公平、公正。

二、减少“减刑”扩大“假释”面,实现罪犯回归社会“软着陆”

扩大“假释”面,让所有罪犯出狱后留有“尾巴”,是加强出监教育工作的组成部分与前提。如果从“首要标准”衡量过去的工作,我们许多制度与工作方法是需要改进的。

我们也许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罪犯手捧减刑裁定书时泪流满面的感人场面了。我们也难得再收到罪犯回归社会后,又满怀深情地向他曾经的管教“师长”寄回的 “思想汇报”了。这种情况有社会变革与市场经济的影响,有体制上一时无法摆脱生产与经济效益的制约,也应该承认我们干警思想上存在着浮燥与对新形势新情况的不适应所致。

罪犯回归社会就像飞机着陆,是最危险的时期。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扩大假释面,再“多麻烦自己一会儿”,让“新人着陆”后不要立马松手,带他们“软着陆”。也就是让与“新人”朝夕相处多年的管教与“新人”之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绳子握在管教手中,由管教帮助 “新人” 处理由于刚刚回归社会所面临的人生诀择以及新环境的适应。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罪犯改造质量的余地,只要回归社会的“新人”重新犯罪,我们就脱不了干系。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对罪犯减刑了事,只保证罪犯狱内“老实”,而更多考虑罪犯出了监狱大门是否“老实”,重新审视我们对罪犯的管教工作。

减少减刑奖励的使用频率,合理扩大对罪犯的假释面,这给了我们管教干警继续矫治一个机会。让罪犯带着准罪犯的身分回到社会,使得罪犯适应社会这一艰难地一跃,有了对他们了如指掌的管教警察的搀扶。

三、将警察矫治工作延伸到司法所,建立社区矫治是减少重新犯罪的保证

如果说前两项设想是合理的话,那么将警察矫治工作延伸到司法所,建立社区矫治网络就理所当然了。

假释罪犯是带着准罪犯的标签回到社区或村庄的。

由于他们还是罪犯身分,头上还有“紧箍咒”,就不能不接受管教干警的管理教育,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向管教干警汇报,甚至外出打工也要争得管教干警的评估决定,其实管教干警对他们思想状态,家庭情况甚至个人恩怨均了如指掌,对他们会不会重新犯罪会有基本判断。这样,罪犯的社区矫治就有了前提与可能。

罪犯回归社会,必然会面临生活、生产、劳动、就业、房产、婚姻以及过去的恩怨等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他个人难以合理解决好。当然,罪犯在社会上的问题主要应该有当地政府和社区协调解决。然而基层政府包括司法所、派出所干警人手有限,事务繁重。他们没有精力,不可能拿出很多的精力来解决刑满假释人员潜在的重新犯罪危险,更没有经验来管教这些人,只有管教干警对他们的思想状态了解最透,工作也才可能做得最细。

由于罪犯来自不同的区域,对每个假释罪犯都派住干警延伸矫治显然不行,目前的警力也根本达不到。科学合理的办法是在各地司法所派住流动性管教干警,由他们对假释的罪犯送一程,陪一段。

(西工区政协委员、洛阳监狱教育监区警察王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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